[转帖] 毛泽东对联动的捉与放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由干部子弟撰写的与"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中，毫无例外地重复着一个调式：当官的爹妈倒霉了，自己也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这是事 实。但这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侧面，显露了不尽的卑劣与丑陋却被有意地掩盖了。只有老鬼（马波）在陈述历史的时候是诚实的。

"文革"是一个多视角的旋转舞台。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毫无粉饰地争扮着自己的角色。红卫兵的主体成员——"干部子弟"在"文革"中的表演显露了那个时 代的阴暗与荒唐。

"文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文革都曾利用"干部子弟"打前阵，企图控制局面。但是，由于毛泽东的" 乾纲独断"（陈毅语），使得他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当心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将他和刘少奇的最后摊牌仅置于一层窗纸之间。《五一六通知》 也被很多爹妈是高级干部的"干部子弟"们看到了。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觉地活动起来。

1966 年6月1日毛泽东决定在电台上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这之后，北京各大学、中学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而默契的现象：敢于出来给校党 委、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干部子弟"。例如：在清华园给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贴大字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黑帮的，就是刘少奇 的女儿和贺龙的儿子。再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一个出来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平平。当刘、邓派出的工作组纷纷开进大学 和中学校园开始控制局面时，进入了临时权力机构的无一例外地也都是"干部子弟"。因宣传血统论名噪天下的谭力夫就是北京工业大学临时权力机构的成员。这些 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脚踏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的身躯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当党委、团委机构被"文革"的洪水冲跨 后，"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成为党的化身，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要按照他们的构想来运作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工作组和临时权力机构企图重复1957年抓"右派"的过程，开始在群众中寻找打击目标。"仅20天的时间里，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便有1万多名学生被 划为右派学生。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兰州等省市的高校情况与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第一卷《狂 飙》，zhonggong党史出版社1998年 10月第一版第35—36页）。"文革"被纳入了一条毛泽东不愿看到也根本不能接受的轨道，毛泽东认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群众中抓"游鱼"的做法，用当年的时髦用语叫做：转移斗争大方向。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在6月初到7月中的50天内实施了"白色恐怖"，并断言：凡是镇 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大会的宗旨是宣布撤消工作组。刘少奇在会上讲了一句极为无奈的话：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和他的女儿毛 毛也参加了那次会议。33年后，毛毛是这样回忆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望着那空旷的主席台，万人会 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见1999年第7期《中华儿女》中毛毛的文章《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七二 九
接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公众面前进行的一次民意较量。当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万人礼堂的屋顶几乎被震耳欲聋的"万岁"声掀去了。刘少奇被冷落了。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毛没讲一句话，他只是在那个大戏台上来回走了几趟，走得方方正正，挥挥洒洒。
8月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召开的红卫兵辩论会上，江青当着刘少奇的女儿的面明示：党的高级干部的孩子要退出红卫兵的领导层。以刘少奇女儿为代表的高干子女 被排除出学生运动的领导层。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现了北京中学生中出现的，以中层"干部子弟"为核心、以宣传"造反有理"为宗旨的红卫兵组织。又是写信又是接见，煽动起一股 更疯狂更嚣张更肆虐的情绪。在精神的重赏之下，红卫兵在"文革"中以一种无理的态势露现在政治舞台上。"八一八"那天，长安街上涌动的红流，天安门城楼上 的"万岁"声足以证明：撤人之薪、燃己之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红卫兵的肆虐在"文革"初期是北京城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傲慢跋扈、冷漠清高，愚昧无知、凶横无常，就其民众性而言，红卫兵比后来的"造反派"要少得多。红 卫兵运动是以与人民为敌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他们高举血统论的旗帜，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是理所当然的。

1966 年的夏天，在北京城出现过被诗人食指喻为"波涛汹涌的海洋"的狂潮。那是一片红色的海洋。那扑天盖地的浪头出现在八月十八日的清晨的地平线上。东方红，太 阳升，初升的烈日把万物染红，旗帜是红色的，袖标是红色的，领章是红色的，帽徽是红色的，古城墙也是红色的。这凝固的红色在夏日的高温下开始熔动，像红色 的沥青流将文明的一切无情地覆盖了。林彪那鬼怪似的呼喊声在古都的上空回响着，挥之不去。夜幕垂降，红卫兵身披落日的余辉，挟天子之威，挥舞着手中的武装 带，冲向社会。血从人的身体中喷出，染红了街道、校园。书在燃烧，文物在燃烧，在昼夜不停地开动的焚尸炉中，人的尸骨在燃烧。那腾腾的火焰也是红色的。这 就是红八月，这就是高潮中的红卫兵运动。

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在"文革"的发动时期，毛泽东打的是"人权"牌，而把以往政治运动中惯用的"党的领导"的王牌扔到了一边。毛泽东为"反革命"学生 平反，支持"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支持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等等。这些举措具有极大的蒙骗性，被它诱发出来的"大民主"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 徘徊了十年之久。

对红卫兵的放纵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还没有糊涂到要把国家政权立刻就交给一群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来管理的程度，尽管他并不怀疑红卫兵对他 的忠诚。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拒戴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表明了毛泽东在身陷阿谀时的冷静（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第一卷 《狂飙》第277页）。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没有能够转移毛泽东既定的方针。千百万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鲜血没有改变毛泽东倒刘批邓的决心。红卫兵上当 了，他们为毛泽东破坏了一个可以使自己的父辈得以苟延残喘的秩序。目的达到之后，毛泽东自食其言，把"我支持你们"的最高指示丢在了一边。将这些"红五 类"送上了政治的审判台。又一批干部子弟被运动抛弃了。

社会对红卫兵运动的否定是双重的。

第一重否定来自党内的极"左"势力，它的着眼点在于红卫兵对"两个司令部"的倾向性；而另一重否定则来自人民群众，百姓的着眼点更在乎于红卫兵对社会，对 民众的态度。第一重否定可以随着政治斗争的演变而被重新认识。而第二重否定因为具有超然于党内利益争斗之上的社会道德标准、是非标准，使这一重否定成为历 史的否定，它存在于民众的心中，一旦定性，铁案难翻。

1966年的冬天，刘少奇的倒台已成定局。红卫兵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文革"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红卫兵之所料。

公安部在"红八月"中曾发表公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许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 朝歌》第一卷《狂飙》第85页）。红卫兵成了不被任何法律约束的无法无天之徒。抄家，杀人，破坏文物，无恶不作。仅事隔三个月，为了配合运动的发展，11 月 18日，zhonggong北京市委发表《重要通告》（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第一卷《狂飙》第94页），其中强调：对那些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的 现象要立即处理。有些在"红八月"身负血债和劣迹斑斑的东城，西城，海淀红卫兵纠察队的成员被公安局拘捕。例如：坐落在天安门的西侧，中南海的东侧，人民 大会堂的南侧的北京第六中学和北京第二十八中学，校内红卫兵的刑讯室曾经因其惨无人道、杀人如麻而恶名远扬。遇罗克烈士在他的遗作中曾经用最愤怒的语言谴 责过红卫兵在北京六中和二十八中犯下的罪行（见遇罗克《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这两所中学的红卫兵都有人因此而入监。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中央文革和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的矛盾终于在毛泽东毫不退让的政治路线的贯彻中突现出来。

早在1966年8月24日，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核心的十几所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高干子弟的策动下围剿清华大学，撕毁了在校园里出现的，响应毛泽 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人的第一批大字报。向全社会发出了反抗"文革"，捍卫爹娘的信号。

当1967 年春天的"二月逆流"还没有到来之前，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反中央文革的政治组织"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在1966年和1967年之 交的冬季掀起了一股被称作"十二月黑风"的狂潮。"自来红"们（"自来红"是"干部子弟"在文革中对自己的称谓，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封 建血统论思想。见《自来红们站起来》，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在那即将沉寂下去的红卫兵运动的海面上掀起了最后一道狂澜。他们身披父辈的将校呢军氅，臂 戴无字的红缎袖章，脚登轮圈锃亮的锰钢车，或呼啸于街头，或集会于闹市。"红八月"的威风扫地，父辈权力的倾覆，"革命"对他们的戏弄、激怒了这些"血统 高贵"的老红卫兵。他们不甘沉沦，施以最后一搏。这一搏意气任性有余，冷静分析不足，更谈不上反省和觉悟。当年留下的所有文字记录中，在各种各类反文革的 "异端思潮"中，"联动"思潮的功利性是最明显的，因而它的表露必然是最苍白，最贫困的。除了留下了一些"中央文革的某些人别太狂了！""戚本禹十七级， 你他妈的算老几？"之类的口号，好像没有留下任何思想性的东西。而那篇当年流传甚广、现今已被收入各种版本的"文革"异端思潮文集的《中央，北京党政军干 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绝对是出自局外人的手笔，其中破绽百出，当时就被很多头脑较冷静的人看破。但是，它的作者企图借"联动"之口，表明只 "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暗示毛泽东已经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的错误，确实别出心机。

"联动"一旦情绪大哗，为了营救他们的同伙出狱，就成为一次不大不小的"文革事件"。"联动"分子六次冲击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共和国公安部部机关。他们呼啸 而来，席卷而去，进出皆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行为使京城百姓大开眼界：貌似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成家中儿戏，威严的专政机关也成了赶集的庙会。当年驾驶摩托车 率众第一个冲进公安部的就是在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公安部副部长的公子。虽然此公子因此也受了一些委屈，但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而几乎同时期发生在青海省 西宁市的一次平民与省军区的对抗事件中，被部队当场击毙的"暴徒"就有上百人。

"联动"的行为激怒了中央文革，在毛泽东亲自批准刊登的1967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中，最高舆论喉舌将"联动"定性为"反动组 织"。随后，专政机构又抓了一批"联动"分子。这时，在中国这快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的骨干分子几乎无一幸免。

1967年二月，"四老帅大闹怀仁堂"。有人直接为"联动"分子叫屈，并指责说捕抓联动是"不教而诛"。

1967年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近百名"联动"分子从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被集中送往人民大会堂。这些"少年政治犯"在这座国家元首迎接、宴请、会见外宾 的豪厦中受到国家总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接见。江青流着眼泪说："你们受委屈了"。
周恩来说，抓"联动"是不教而诛，他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联动"分子身心震颤，痛心疾首。他们相互嘘吁、热泪涟涟。
他们被宣布当场释放。联动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万岁之后，昂然跨出人民大会堂的门坎。随后，北京各城区的公安分局也将各种类型的亲"联动"分子统统 释放。

消息传来，京城百姓目瞪口呆。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太习惯于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游戏。人们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说中看到过忽 而满门下狱，忽而鸡犬升天的情景。释放联动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联动分子的大多数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尤其是清 华附中红卫兵，是他们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并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响叫得最广的纲领性口号。时间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昨日革命小将，今 日反动分子，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从"文革"的长远利益出发，红卫兵运动是不会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来在接见时，特别追问清华附中红卫兵来了没有。红卫兵 创始人1986年曾撰文叙述过当时的场景（见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始人卜大华的回忆文章，1986年第十期《中国青年》杂志）。

在人民大会堂，由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的事情，在"文革"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

联动的被接见是第一次。"联动"的政治生命虽由此而告结束，但是就其成员的命运而言，并没有因此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前程，无论是在"文革"中，还是在"四人 帮"倒台之后，确属恶始善终。

第二次接见是在1968年夏天。由于毛泽东派遣的"工宣队"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挡在校园之外。毛泽东亲率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领导成员，在人 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伟大领袖指责造反精英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五大领袖"的政治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四人帮"倒台后，几乎都被投入监 狱，恶始恶终、身败名裂。

黑格尔说，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总要重复出现两遍。马克思补充道，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一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然而，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未必一定都很伟 大。而"文革"中的这两次执政者与学生的"对话"也没有丝毫的悲剧色彩，倒是更像两出闹剧和丑剧。

" 联动"的开释是共和国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的一幕。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后，只有这一次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 "联动"和中央文革的矛盾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人内部矛盾"呢？好像无论哪一种归属都显得那么不伦不类。"文革"中被严打的"反革命"分子何止 千百万，同像张志新、李九莲、锺海源那样被处以极刑，死前还要被割断咽喉，摘去内脏的阶下囚相比，"联动"分子是"法"外之徒、阶"上"之囚。

在经历了"向左，向左，向左"（马雅可夫斯基语）的1966年后，1967年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向了。毛泽东为"文革"之大局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 释放联动"之后，逮捕"王、关、戚"，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等一系列反"左"措施收到了应有的回报。在1968年冬季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全会通 过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除了一位年衰体弱的老妇人，到会代表都举手投了赞成票。

"联动"的捉与放涉及的人员不过几百人，但在"干部子弟"的心理上造就了一种更加特殊的情态。这种情态与他们近二十年来培养起来的那种唯我独尊、舍我还谁 的心态是一脉相承的。出入三座门（注：三座门，位于北京城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之间，军队高级干部俱乐部在此）和养蜂夹道（注：养蜂夹道，位于北京北海公园 和原北京图书馆之间的一条胡同，中央高级干部俱乐部在此）的自由只能带来物欲的满足，出入监狱的自由才最大限度地显示了他们的与众不同，满足了这些干部子 弟在精神上要凌驾于全体民众之上的欲望。王子与庶民是不能同"罪"的。

对"干部子弟"的"特赦"在"文革"中并非这一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长篇回忆录《点点记忆》中曾经提到过在北京西苑有一个"关黑帮子女的地方"。 这个地方并不在北京的西苑，而是在北京的北苑。这里原是北京公安局管辖的"北京市少年管教所"，1968 年六月在这里开办了专门接收干部子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政治的和刑事的青少年在押人员进行开释前的"思想教育"。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回忆文章 中也提到过这个地方。今天，从"北苑学习班"走出来的人，有的已成为亿万巨富，荣华富贵；有的已经步入军界高层，披星挂花；有的官居高品，权倾一方。

笔者曾在1968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亲眼见到过第一期学习班被释人员乘坐卡车从北苑驶向半步桥监狱（释放地点为半步桥监狱）途经天安门广场时的场景： 由康生亲笔圈定的40名被"特赦"人员，热泪盈眶，40只喉咙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喊——"毛主席万岁！"这并不是每一个涉足过铁窗的人都能够享受的待遇。这 是一种奢侈。这种高级的精神奢侈足以抵消牢狱之灾带来的惊吓和恐慌。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在已经培养起来的至上情感的世界中又增添了几分对伟大领袖的敬 与畏，也对这个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的司法体制和政治体制产生了一种深层次的信赖和寄托。